查里斯·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很有名气的医生，因此家境富裕。达尔文从小就喜欢收集树叶、野草、石块、昆虫、鸟蛋之类的东西，并对自己的收藏品爱不释手。8岁时，达尔文被送到一所私立小学读书。他的兴趣并没有转到学业上，一有空闲，他便跑去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当然，达尔文与自己的同学相比，认识的植物要多一些，因此小达尔文经常摆出专家的姿态，给那些同伴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命名。有一次，小达尔文宣称，他可以使植物发生变异，方法是将有色液体洒在水仙和报春花的植株上，就可以改变绽放的花朵的颜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小小年纪，就对植物的变异性产生了兴趣，也许跟他将来的成就有所关联。
　　小学生活眨眼间就过去了。达尔文进入当时英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舒兹伯利中学——继续学业。这所中学以古典文学、神学等见长，但显然不合达尔文的口味。达尔文在中学里又迷上了打猎，这真叫老师和父亲失望。其实，达尔文只是兴趣过于广泛而已，他在收集动物、植物、矿物标本上同样花费了很多工夫。他还是个仁慈的孩子，每次掏鸟蛋时，在一个鸟巢中他只取出一只鸟蛋；钓鱼常常要用蚯蚓做鱼饵，为了减少蚯蚓的痛苦，达尔文总是事先用盐将蚯蚓快速杀死，然后再制作诱饵。对于一个爱玩耍的孩子来说，能做到这样已经算有善心了。
　　一旦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达尔文也是很努力的。比如中学即将毕业时，受哥哥的影响，达尔文对化学着了迷。他和哥哥在自家花园里布置了一个装备齐全的实验室，并攻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籍，这些知识都不是中学教材的内容。由于经常做实验，制造各种气体和化合物，达尔文被同学授予了“瓦斯”（即气体）的绰号。兄弟俩做实验的事被校长知晓后，遭到了校长的斥责。幸好很快就中学毕业了，达尔文和哥哥被送到爱丁堡大学继续学习。
　　达尔文在大学中学习医学，这是父亲的意愿，而达尔文除了对化学课有点兴趣外，对开设的其他科目都感到索然无味。尤其令天性仁慈的他痛苦的是，动手术时要面对病人悲惨的哀号和血淋淋的画面。三年的学习时光，达尔文在课余学习了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为将来的环球旅行做了知识储备。父亲见达尔文不是学医的料，就将他转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希望他将来做一名牧师，这在当时是一个好职业。达尔文对神学的知识倒是并不排斥，因此成绩比学医时要好。不过他的兴趣始终在课本之外，他主动地阅读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还热衷于野外考察。有两本书对达尔文影响很大，一本是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它激发了达尔文探索自然科学奥秘的热情；另一本是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美洲赤道地区考察记》，关于美洲地区自然风光的描写强烈地吸引了达尔文，使他对远途旅行充满神往。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植物学家亨斯罗教授。作为剑桥大学有名的博物学家，亨斯罗的植物学课程总是声情并茂，挂图精美而准确，吸引了许多学生来听课，其中就包括达尔文。这位博学的师长使达尔文在科学领域的造诣又进了一步，教授也非常喜欢达尔文真诚的爱好和强烈的求知欲，两人结成了忘年交。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后期，达尔文几乎天天同亨斯罗教授一同散步，于是他又有了另一个绰号“同亨斯罗教授散步的人”。在亨斯罗教授的介绍下，达尔文认识了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地质学。1831年暑期，达尔文跟随塞治威克去野外进行地质考察，学习了如何采集岩石标本，怎样研究地层和化石方面的知识。就在达尔文顶着烈日在野外跋涉时，在剑桥的亨斯罗教授收到了天文学教授皮克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英国政府准备派遣“贝格尔”号军舰去南美洲进行考察，并对南太平洋的岛屿进行探访。此次航行将邀请一名博物学家参与，请亨斯罗教授推荐一位理想的人选。
　　亨斯罗教授立刻想到了达尔文，这个年轻人所拥有的知识完全可以胜任考察任务，环球旅行对达尔文而言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教授立刻向皮克推荐了达尔文，并给达尔文发出了邀请信。等达尔文从野外考察归来，邀请信已经在他的书桌上躺了好几天了。这封信使达尔文欣喜万分，却遭到了他的父亲的坚决反对。终日吊儿郎当的达尔文上了两个名牌大学也没见长进，居然还要用几年的时间去环球旅行！父亲认为如果接受了邀请，达尔文这辈子恐怕就没什么出息了。不过，父亲给了达尔文一线希望：“如果有一个头脑清醒、有见识的人赞成你去，我就同意。”结果，达尔文说服了舅舅乔斯，乔斯说服了达尔文的父亲。最终使达尔文闻名天下的旅行被批准了。　　在踏上“贝格尔”号之前，达尔文对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并不怀疑，他甚至希望在旅行结束回到英国后，去做一名牧师。但是漫长的旅行逐渐改变了他的信仰。在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中，军舰在途中的几个岛屿停留，达尔文便登岸采集标本。各种奇异的动植物开阔了达尔文的视野，他开始关注各种生物之间奇妙的联系。1832年11月，达尔文在航行途中收到了亨斯罗教授寄来的一本书，是地质学家莱伊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书中关于地球渐变的观点影响了达尔文对生物的看法，而莱伊尔宣称“物种起源的全部问题是秘密中的秘密，是最大的难解之谜”，这句话激起了达尔文的雄心壮志，他要利用这次考察良机，揭开这个最大的难解之谜。
　　在南美洲的荒原上，达尔文挖掘出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大懒兽、磨齿兽、臀兽、巨树懒等，这些动物的体型很大，而且都已经绝灭了。在它们曾经生活的地方，现在生存着小型的树懒科动物。那些大型动物为什么会绝灭？小树懒科动物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达尔文陷入了沉思，并在头脑中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想法。
　　绕过合恩角，军舰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前行，到达了位于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该群岛由15个大岛、42个小岛和26个岩礁组成。虽然群岛与美洲大陆相隔560海里，达尔文却发现，岛上的生物与大陆上的生物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但是在不同的岛屿上，生物的面貌又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常见的物种地雀，显然是从大陆上迁移到群岛上来的，但是最初的种类已经在不同的岛屿上演化出了13种类型。它们鸟喙有大有小，形成一种完美的渐次变化：鸟喙的尺寸从像大喙鸟的巨喙到燕雀一般的小喙应有尽有。鸟喙的不同与它们食性的不同有关，吃坚果的鸟的喙巨大而尖利，能够咬碎坚硬的果壳；吃小虫的鸟的喙细长并弯曲，可以伸到很深的岩石缝隙中觅食。显然，各个岛屿上不同种类的地雀，是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按照当时生物学界的观点，上帝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生物，生物一经创造就永久不变了。而达尔文从鸟喙中读出的信息与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物种并不需要上帝去创造，只要处于不同的环境中，经过足够的时间，物种可以演化出不同的类型。达尔文此时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生物进化思想。
　　“贝格尔”号为期5年的环球航行终于圆满结束了，当达尔文从军舰上走下来，重新踏上英国的土地时，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虽然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却还信仰上帝的年轻人。他的头脑中满是关于生物物种进化的思想和证据，以及一些还没有解开的疑难问题。沿途收集的大量标本是达尔文5年中的另一大收获，其中的一部分在途中已经邮寄给亨斯罗教授。在旅行其间，达尔文就不断有论文寄回国内发表，因此当旅行结束时，整个伦敦科学界早已把他看成一位博物学家，而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想必他的父亲也在庆幸自己当年放走儿子做对了。旅行也付出了代价——5年的时光以及身体的健康。自身原有的心脏病（达尔文上船前向医生隐瞒了病情），加上旅途中染上的地方病症，使他的身体倍受折磨。
　　一个物种在环境的影响下，会进化为另一新物种，这是旅途中的结论。但是，达尔文头脑中还有一个困惑：环境是如何影响物种的演变的，进化的推动力是什么呢？不久，偶然阅读的一本书给了达尔文解决问题的启示，这本书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他发现，自然界中的生存空间和食物相对于生物旺盛的繁殖力而言，是短缺的。因此，在有限环境的制约下，动植物为了生存，彼此发生食物和空间的争夺。人类也不例外。达尔文读了《人口论》后，眼前一亮，马上将生物间的生存斗争与生物进化联系了起来：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的个体，将产生较多的后代，而失败的个体最终将被淘汰。生存斗争是推动自然环境中生物进化的力量。
　　至此，达尔文的进化论终于形成了。那就是：在自然选择的条件下，生物间进行着生存斗争，适应者生存，不适应者淘汰。具体说，自然选择提供了进化的方向，生存斗争提供了进化的动力或者说是压力，而生物大量繁殖，产生出特征不同的个体，有的适应自然环境，就生存下来，后代在群体中越来越多；有的不适应自然环境，个体被淘汰了，也就不会有后代留下来。经过许多代的进化，生物的特征不断地改变，最终形成更适应环境的新物种。
　　达尔文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在1838年，从1842年起，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物种起源的问题，并在两年后写出了230页的物种理论的概要。然而达尔文却并没有将著作拿去发表，他只是对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能发表这些手稿。接下来，时钟一下转到了1856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似乎与生物进化论隔离了，他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去研究一种叫做藤壶的生物的分类。直到1856年，他才开始着手写一本巨著《物种起源》。由于他的拖延，1858年6月，一篇寄给他的论文使他陷入了苦恼之中。
　　这篇论文的作者华莱士比达尔文小14岁，在经历上与达尔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华莱士也曾到南美洲的热带地区考察，还去过亚洲的马来群岛。华莱士发现，在马来群岛一些相邻的岛屿上生活着亲缘关系很近却体形不同的物种，于是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物种进化的想法。，这同达尔文通过研究不同岛屿上鸟喙的差异而产生进化思想的过程很相似。同样凑巧的是，他也是在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受到启发得出了物种受自然的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结论。一旦想清楚了，华莱士便立刻写就了关于生物进化的论文。他知道达尔文是研究物种的专家，于是将自己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审阅。达尔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让华莱士先发表论文，意味着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全部放弃，对于科学发现，第二个发现者的贡献等于零；如果自己按下华莱士的论文，抢先发表论文，又违反了科学道德。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达尔文决定，将物种起源理论的优先权让给华莱士。他写信告诉自己的好友地质学家莱伊尔等人，告诉了华莱士的论文和自己的决定。朋友们并不赞同达尔文的想法，他们将达尔文的信和有关资料提交给了林奈学会（英国为带动本国植物学发展而创建的组织），让权威机构来裁决物种起源理论的优先权。
　　1858年7月，林奈学会召开了隆重的会议，研究了达尔文的物种理论概要、部分论文、各种笔记，以及华莱士的文章及论文。林奈学会最后裁定，达尔文拥有物种起源理论的优先权。的确，达尔文关于物种的研究比华莱士早了许多年，研究的程度也深得多，理论完善，证据充足。两人在这件事上都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品行。华莱士在了解到达尔文的研究后，甘愿放弃了理论的优先权，在事后给达尔文的信中，华莱士称自己是“一个性急的年轻人”，并称赞达尔文是“勤奋和有耐心的学者，一直在寻求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全面证据，而不是急于获得个人的成就”。华莱士完全被达尔文谨慎的科学作风所折服。而达尔文也对华莱士非常赞赏，他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上帝知道，如果具有令人钦佩的热忱和精力的人理应成功，那么，您是最应获得成功的人。”在科学面前，华莱士确实有着无比的探索热情和勇气。一个令人尴尬的事件最终演变为科学史上的一段千古传诵的佳话。
　　在华莱士事件之后仅一年的时间，达尔文的《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问世，立刻引起了轰动，这本厚厚的科学著作的第一版1250册在出版当天就销售一空，第二版3000册也很快售光。这本14章的巨著从驯化动物的研究入手，从人工选择导致生物变异，推出自然选择下物种进化的结论。文章浅显易懂，引用了大量的事实做依据，许多原来坚持物种不变的学者，读了《物种起源》后立刻转变立场，成为进化论的支持者。《物种起源》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个问题：为什么达尔文会拖延20年才提出自己的进化学说？
　　人们对此解释很多。最常见的说法是，达尔文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在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搜集各方面的证据，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充实，更加令人信服。然而20年中，他似乎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实自己的手稿。如果没有华莱士出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似乎也遥遥无期。另一种说法是，达尔文很惧怕公众的强烈反应。天文学家布鲁诺仅仅因为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被送上了火刑柱；血液循环的发现者之一塞尔维特不过是与宗教人士有些过节，也被火刑处死。虽然在达尔文的时代，宗教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了，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要改变宗教教义中的某个观点，而是要谋杀万众信奉的上帝！公众可以从《物种起源》中读出生物的进化，同样也可以联想到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而不需要上帝来造人。如此大逆不道的思想在虔诚的公众中传播，难以想象会有怎样的风暴刮起？或许达尔文的考虑是，等到公众思想逐渐开化，可以接受进化论的时候，再发表自己的著作吧。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华莱士的出现，表明有其他人也意识到了生物进化的事实，进化论可以提出了。到底达尔文为什么迟迟不提出进化论，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团。
　　即使拖延了20年，进化论的提出还是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引起了风暴。达尔文由于身体欠佳，长期居住在乡下的别墅中，远离了科学论战的中心伦敦。不过，进化论并没有因为主帅的缺席而缺乏战斗力，有一个自称“达尔文的猎犬”的人始终在讲坛上宣传、捍卫着进化论思想，他就是托马斯·赫胥黎。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在海洋生物学、古生物学等方面颇有造诣。当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不禁拍案叫绝，从此成为进化论的捍卫者。他将进化论应用到人类起源的研究中，比较了人和猿的特征，证明人和猿的亲缘关系很近，应该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
　　1860年6月，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不列颠学会的年会上，刚刚引起轰动的进化论自然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赫胥黎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就进化论展开了著名的辩论。威尔伯福斯侮辱性地发难：“按照人是从猴子传下来的说法，请问赫胥黎先生，跟猴子产生姻缘关系的是你的祖父这一方，还是你的祖母那一方？”赫胥黎不卑不亢地回答：“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父是一个猿猴而感到羞耻。使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个人，他浮躁而又饶舌，他不满足于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做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结果只能是以自己的夸夸其谈而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并且用一些娓娓动听但离题很远的讨论，以及巧妙地利用宗教上的偏见，使听众的注意力离开争论中的真正焦点……”赫胥黎铿锵有力的话语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大主教当时便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赫胥黎的雄辩使越来越多的公众站到了进化论的一边。达尔文非但没有因进化论而受迫害，反而成为公众心目中景仰的科学偶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赫胥黎的功劳。
　　继《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于1871年又发表了另一部著作《人类的起源》。这一次，他大胆地宣布，人与猿有共同的祖先，人类也是进化而来的。他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提出时，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任何的古人类化石证据，直到达尔文去世后，世界各地才相继发掘出古人类的头骨化石，表明人类起源与古猿。达尔文作出了天才般的预见。1882年4月19日，伟大的达尔文在乡下别墅中平静地走完了一生的行程。一周后，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与他同样安葬在那里的学者，有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天文学家赫歇尔和达尔文的好友地质学家莱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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